人是可以变好的—— 电影《罗生门》的蜕变

1950年，黑泽明将芥川龙之介写于30年前的小说《筱竹丛中》搬上银幕，并借用作家另一篇小说的题目《罗生门》作为片名。《罗生门》以武士被害事件相关的七个人在官府的呈供，组合成一个复杂的故事，核心人物是当事人强盗多襄丸、死去的武士金泽武弘和其妻真砂，三者的根本分歧关乎武士死因，七份供词相互矛盾纠缠，根本无法拼凑起合乎逻辑的事件真相。芥川的用意，显然是要从各执一词的矛盾中，得出“人是不可信赖的”结论，这是作家“怀疑、彷徨和神经质的阴暗一面日益浓厚”的世界观的佐证。电影在小说基础上首先是设置了罗生门与衙门两个场景，沿用了日本传统的“歌舞伎”的布景和表演形式，审判官没有露面，只呈现出听者的单一视角。罗生门下的僧人充当的“弁士”角色，既串联情节，也作评判。其次是增加亲眼看到凶杀真相的樵夫的供词。

电影情节大致如下：大雨中的罗生门下，樵夫和僧人经打杂儿的激发，回忆今早在官府陈述供词时的见闻。樵夫和僧人先后复述了他的供词，然后转述了三个当事人以及捕快的供词，所以官府得到的供词是六份，省去了小说里武士母亲一角。打杂儿的质疑樵夫，樵夫于是在罗生门下陈述了一份新的目击见证（导演黑泽明加上去的），推翻了他在官府的供词。但这第二份见证的修正并不完全，依然存在着谎言（主要是掩盖了他的偷刀行为），不过至少朝真相近了一大步。被打杂儿的再度揭穿后迎来电影的结尾，樵夫领养了罗生门角落里的弃婴。

   电影强化了叙事时间的复杂性：罗生门下的口角时间，樵夫和僧人共同回忆中的官府呈供时间，众人共同回忆中的命案发生时间。文学文本中单一的时间线被电影的多层结构所替代。电影里的时间关系，体现了包含、交织和延伸的立体关系，因而达成了对小说平面化的超越。

小说中的樵夫，在电影里充当着贯穿三个时间层的核心人物，从影片开头他喃喃有词“不懂，简直不懂”到复述供词，到后来的翻供，到抱着弃婴离去，可以说他才是电影的绝对主角，而观众遭遇的，主要是他在一天里内心生活重大变化的整个过程，这才是黑泽明意图中的叙事航向，这条线索黑泽明要让观众看到，“人是可以变好的”。

芥川龙之介在绝笔《致某旧友的手札》里提到，生命于他一直存在着“一种模糊的不安”，作用于他创作的，便是这种悲剧色彩的人生观。而黑泽明在电影《罗生门》里倾注全力，不仅因为这个题材可以“大展导演技巧”，更因为他“主张人类之爱的精神这一伦理动机”。这种反芥川龙之介之道的行为可看成电影对小说最根本的超越——人生信仰的超越。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到黑泽明自我担负的使命：战后的日本民族精神的重建。